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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科学家与科技自立自强院士专家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此次会议通过学术报告和圆桌研讨等形式，旨在从多视角探讨中国战略科学家的内涵外延、成长路径，以及如何跨越区域和时空维度展现其特质，并通过中西方重要战略科学家案例展示战略科学家研究的新视角和方向。

近年来，我国不断强调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然而，目前关于战略科学家的定位尚不明确。在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看来，战略科学家并非只有一种类型，而是一个多类型、多层次的群体，如可包含全域型战略科学家、领域型战略科学家以及科技战略家。

尽管不同类型的战略科学家知识结构不尽相同，与会科学家认为，但他们也具有一些共性，如具备领域宽广的科学知识、能预见科技未来发展趋向、具有科研团队组织能力、重视后继人才培养等特征。例如，钱学森、王大珩等老一辈科学家都具有这些特质，他们的建言为中国科技长远发展贡献了重要的支撑；在国际上被喻为“信息时代教父”的工程师和科学管理者、曾提出建立美国科学研究和开发局的万尼瓦尔·布什无疑也是这样的战略科学家。

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面临高端芯片制造等卡脖子问题，这与缺少战略科学家，缺乏有前瞻性的预见与布局不无关系。多位科学家认为，战略科学家的成长之路曲折漫长，发现和培养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最重要的是良好的成长环境，这涉及到教育、科研评价体系、政策咨询体系等不同环节。

在教育方面，多位专家认为，当前“标准化”“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利于人才特别是战略性人才的健康成长。以工程科学为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李家春认为，人才成长应该摆脱分数、排名的羁绊，不以考名校为目标，倡导多读好书，鼓励提问质疑，创新思维。同时，应尽早实现科研、技术、蓝领等人才分流，对各类人才予以同等重视，同时严格学位资格，扭转中小学教育“拔苗助长”，大学教育过于松散、缺乏淘汰制的现状。“如果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分数学，到了青年时期很难建立家国情怀。”他说。

在科研大环境方面，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认为，培育能担当大任的战略科学家要靠文化，而发挥战略科学家的作用则要靠制度。一方面，他认为当前以“帽子”定人才的现象容易滋生个人名利导向的文化生态，不利于战略科学家的成长，必须花大力气来纠正；另一方面，战略科学家能够为国家科技的发展提出有战略意义的真知灼见，如果能被及时采纳，就会转变为体现国家意志的行动，推动科学发展，这需要决策者对战略专家予以充分的信任。如果存在不同的意见，应尽量争取通过面对面的讨论甚至辩论形成共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樊春良等专家也认为，自二战以来，科学家在国家战略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已经充分展现，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政策界和科学界建立合作、信任的关系。如美国建立了一系列法律机制保障科学家在相关决策与咨询中的话语权，从而让战略科学家在科学管理和战略咨询的位置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教授周程等专家指出，历史上，如巴斯德等著名战略科学家也可能具有局限性，如认知层面的不确定性、片面性、狭隘性，或是社会层面在面对资本、权力、人情时产生妥协，导致相关决策“跑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非常重要。多位专家指出，在全社会遴选战略科学家的同时，应防止将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中的这类“关键少数”变相为另一种“帽子”，反而成为人才发挥作用的桎梏。

当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经超过600万人年，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与会专家认为，只要通过科技、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重视科技文化建设，在科技界形成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一定会涌现出一批战略科学家。

此次会议受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的指导，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文化研究支撑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防科工局等机构，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近五十位院士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